“要袋子吗？”诸位消费者们在超市和便利店结账的时候总会听到这句话，自然而然的，大家直接默认是塑料袋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今年6月1日，已经是国家颁布“限塑令”的第9年了。
据《人民日报》6月9日报道，9年前的“限塑令”明确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但是现在已经名存实亡。
为什么说是名存实亡呢？在消费的人购物的过程中，小商铺直接无偿提供塑料袋，而消费的人在大商店直接花上几毛钱购买一个新的手拎塑料袋，连卷袋则以强制消费的方式转嫁到商品的价值中。至于理论上应该用来代替的环保袋在很多超市更本不见踪影，想装东西只能买塑料袋，消费者想环保都不行。还有些商家通过“互联网+”推广塑料袋，付款时扫码关注，就能免费得“袋”。
《人民日报》认为，首先，其“替代品”吸引力不足。相比塑料袋，无纺布等材质的环保袋“颜值”始终没有明显提升，不仅价格更贵，携带也不方便。而塑料袋装完商品还可以装垃圾，哪怕要为此支付点小钱，在消费的人看来都是可完全接受的成本。
据中新网之前报道，“限塑令”的倡导者之一，浙江省人大代表陈飞曾经在限塑令起步的时候，曾自掏腰包，向市民免费赠送上万只菜篮子。但陈飞坦言，推广的效果并不好。
第二个问题是监管不力，在早期执行“限塑令”的阶段，超市、菜市场几乎天天有人检查政策的执行效果，商家自然不敢放肆。但塑料袋的生产企业众多，销售渠道和使用场所更是五花八门。跟着时间推移，监管部门鞭长莫及，惩罚力度越来越小，检查次数慢慢的变少，最终默许了商家对塑料袋的肆意使用。
早在2010年时，每日经济新闻就发现“限塑令”的监督管理力度下降，每日经济新闻称，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一个对“限塑”进行政策研究的民间机构）在2009年底的一项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限塑令”在全国农贸市场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除了杭州的农贸市场“限塑令”执行率达到69.44%以外，成都、兰州、哈尔滨等地的执行率都不到三成，几乎成为一纸空文。
比如快递行业的过度包装问题，据《经济参考报》5月24日报道，快递服务企业2016年业务量完成312.8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3974.4亿元，与海南省2016年的GDP(4044.5亿)相当，高于宁夏、青海和西藏三省的GDP。
但是在快递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同时，快递纸箱塑料包装的污染逐渐显现。以黑龙江省龙江县为例，当地县城每天产生的垃圾中快递纸箱塑料包装占三分之一左右。据测算，我国平均每件快递的胶带使用量是0.8米。此外，生产一吨纸需要砍伐17棵十年生大树，生产一吨塑料袋，需要消耗3吨以上石油。
业内人士表示，快递使用的塑料袋大部分为一次性再生塑料袋，但胶带部分主要材质仍是聚氯乙烯，需要经过近百年才能降解。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5年，仅全国快递业所使用的胶带总长度为169.85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425圈。而从回收来看，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华说，眼下由快递包裹产生的包装废弃物达到了百万吨级，但回收率不足10%。
除了快递行业以外，另外一个大问题是“外卖”。近日，任志强在一个环保主题论坛上怒批饿了么和美团网络订餐平台，称外卖产生的塑料垃圾正在成倍增长，危害环境。
而根据第一财经报道，美团网的一位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按照每个订单平均使用两个餐盒估计，目前国内互联网订餐平台一天使用的塑料餐盒量约达4000万个。快递行业一年需要120亿个塑料袋、247亿米的封箱胶带。
“当前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是一次性的塑料袋和餐盒，每年的产量在200万吨。因为回收难度大，多数跟生活垃圾混在一起，一般直接焚烧或填埋，还有部分遗留在环境中，而传统塑料在自然环境中几乎很难降解。”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马占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同时，一次性餐盒也基本没办法回收，常州龙骏天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支朝晖表示：“一次性塑料餐具材料来源和组成太复杂，不利于回收。同时中餐的特点是高温多油多酸，一次性塑料餐饮具回收清理的成本太高。而且一次性塑料餐饮具比较轻薄，回收使用价值太低。另外，很多一次性餐饮具的颜色和印刷，也是难以回收的原因。”
而且，目前使用的大量塑料袋所造成的污染非常惊人。无论是回收、焚烧还是制造降解塑料的成本都太高。
北京环卫监测站一位专家向第一财经表示，“塑料只要一混入生活垃圾。再分拣资源化的成本就太高了，甚至超过做新的塑料。除非政府有补贴，要不没人愿意干。塑料的塑化也有二次污染，废水、废弃、废渣等，需要权衡。” 另外，即使业内有人收也是只是收已经粉成塑料颗粒的，大概300-400元一吨，然后回流到农村的一些黑作坊进行加工。
另外，如果采取卫生填埋和卫生焚烧也是问题一堆。北京环卫监测站一位专家说，目前的塑料袋和大量的生活垃圾混在一起，焚烧易产生空气污染，甚至是致癌物二噁英，而且很多填埋场根本就没有焚烧的能力，如果是填埋，随着垃圾产生量的年年增加，大城市的各个大型垃圾填埋都在超负荷的进行运作了。
还有一个方向研究降解塑料制品，但是成本困难也很突出，菜鸟网络的相关负责人也分析，使用全生物降解的袋子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较高。以最常用28*42cm全生物降解袋子为例，如果是百万级的采购量的话，每个袋子采购成本至少也要上涨0.5元；考虑到2015年快递行业83亿个塑料袋的体量，仅去年就要增加40多亿元成本，到2020年预估需要200亿元。
同时，国内的全生物降解快递袋的国家标准的制定，目前正在进行中，距离推出还有一段时间。
目前在一部分发达国家中，比如是德国、瑞典、芬兰、荷兰等国均采取了押金制度。以德国为例，超市中的矿泉水瓶子都有一个回收价格，顾客在喝完之后可以前往指定地点的回收机器，能够得到回收押金。
在国内，押金制实施也曾有过成功案例。上海市在2000年就颁布实施了《一次性塑料饭盒管理暂行办法》，在一次性塑料饭盒回收过程中成功推行了押金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学颂向第一财经表示，押金制度可以在饮料标准包装物循环利用产业链条中替代个体游击大军、小粉碎作坊等非正规回收渠道的功能，确保再生资源回收流向的可管可控，逐步提升城市管理的正规化水平；饮料包装物押金制的实施，也将为目前普遍担忧的快递包装物的回收利用找到更好的可借鉴可执行的落地方案。
最后，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最终的解决方案都离不开公众意识的转变。塑料袋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坚持减少使用塑料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
“ 限塑令 不落地，依据细则 掉链子 ！”在连日的采访中，记者看出对于“限塑令”沦为一纸空文的缘由分析，有不少这样的声音。记者走访长沙多个有关部门，亦发现“限塑令”陷入“多部门管理，执行效果被稀释”的泥淖。与此同时，记者看出关于塑料袋的处理，长沙其实也一直在做各种尝试。
自“限塑令”颁布以来，已经走过了九个年头，但是除了刚开始那两年取得了一定效果，后来塑料袋的使用却出现了反弹甚至愈演愈烈的尴尬。“限塑令”限而不止，跟我们的环保意识不足有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就是目前我国的“限塑令”，是由发展改革、商务、质监、工商等九部门联合监管执行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显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工作，发展改革、商务、质监等部门各司其职，确保各项限产限售限用措施落实到位。
然而，正是因为要求多个部门联合执法监管，反而导致了监管责任被稀释，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从塑料购物袋的产品质量监督到销售使用检查，这其中就涉及到质监部门和工商部门，但目前的状况是，市面上的很多塑料购物袋无法凭感觉界定其厚度是否高于0.025毫米，这就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放任了塑料袋的大量使用。至少从这一点来说，部门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同时也暴露出生产领域的管理存在一定缺失。在“限塑令”实施的第五年，就有专业技术人员提出意见：发改委应把超薄塑料袋列入淘汰类产品目录；质检总局要修订塑料购物袋国家标准，关停生产超薄塑料袋厂家；工商部门要加强流通监督；执法部门要管好流动摊贩限塑等。
实际上，各部门的执法指向可完全做到十分明确，分段管理没问题，最关键的是能够真正各司其职且做到良好衔接。作为一个多部门合作的任务，在责任监管上如果出现断裂与空白，就非常容易造成政策执行的倒退。限塑令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全国3万多家塑料袋生产厂商有一半企业停产或转产，但到了2010年，相关生产厂商又恢复到2万多家，如今，塑料袋的生产更是毫无顾忌。这与“限塑令”没明确监管主体，只是泛泛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有着很大关联。
“限塑令”显然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除了需要社会尽快培养和树立全新的环保意识，更需要政策、监管发力，让“九龙治水”往往沦为“群龙无首”的惯例得到根本改变，实现有效的执法合力，促进“限塑”工作的有序进行。
塑料袋是市民购物时常见的消耗品，其轻便、容量大、不占地方的特点，极大方便了消费者，但塑料袋材质的特点使它成为白色污染的头号杀手。2008年6月1日，“限塑令”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9年过去了，我市执行情况如何，记者日前进行了走访。
“限塑令”明确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记者走访我市各大超市后发现，收银处的购物袋都是有偿使用，价格从0.17元到1元不等，大部分在0.5元以下，而这些塑料袋均标有“环保”、“降解”等字样。
一位女士和记者说，学府路欧尚超市可购买终身替换塑料袋。于是记者来到欧尚超市，在选购了几样商品后，来到收银台结账。记者看出，收银员向顾客询问需不需要塑料袋，但没有告知可购买终身替换塑料袋。记者花1元钱购买一只标有“终身可替换、环保可降解”塑料袋后，询问收银员这种塑料袋和普通塑料袋有何区别，对方说“都是环保的，这个大一点厚一点”。
在丁卯沃尔玛超市，记者看到收银处的购物袋上面标有“聚乳酸全降解包装袋”的字样，价格小的0.5元、大的0.8元。
一家超市工作人员介绍，免费提供塑料袋时，这家超市一天用量一两万只，不免费提供后，这家超市一天能售出一两千只。
在朱方路农批市场，记者看出大部分店铺和地摊上，都挂着白色、红色的透明塑料袋，全都免费提供。这些塑料袋上没有一点标识。一位摊主和记者说，这些袋子批发价12元1公斤，“我生意好时，一天能用到七八斤。”这位师傅说他们只求袋子结实，材料无所谓。
记者随后联系了市质监局，工作人员称，市面上不和食品非间接接触的塑料袋，只要有营业执照就可以生产，而质监局的管理范围是正规的、合法的生产企业，而小市场流通的塑料袋，如果来自无证经营的私人作坊，就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记者又从工商部门得知，塑料袋的生产企业众多，销售渠道和使用场所更是五花八门，而且针对违规生产、销售、使用不合格塑料袋，并没明确的惩罚条款，这也给他们的监管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不可降解的材料对环境影响有多大？记者咨询了江苏大学材料学院高分子学科带头人李松军教授。李松军说，最近他看到一个环保国际组织发布的报告，里面提到全球26%的塑料垃圾是由中国排放，“这些垃圾有毒有害，对环境造成污染，很多鸟或鱼误食后轻易造成死亡。”
李松军介绍，不可降解的塑料袋主要成分是聚乙烯和聚氯乙烯，目前可降解塑料袋中比较好的是含聚乳酸成分的高分子材料。李松军说，可降解材料生产规格要求高、成本高、不含毒、寿命短，目前牛奶基本实现了使用具有聚乳酸成分的包装盒，是因为牛奶中也含有乳酸成分，可以和聚乳酸相融。但由于聚乳酸成本高，想推广比较麻烦。
李松军表示，除非能开发出新的构成单体，否则现阶段想降低可降解材料的成本不太可能。
有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只有14%的塑料包装得到回收，而最终被有效回收的只有10%。作为常常使用塑料袋的普通市民，能做些什么？记者联系了江苏大学财经学院统计系副主任李芳林副教授。
李芳林说，老百姓有使用塑料袋的需求，“限塑令”只是治标，想治本一是要找到替代品，二是提升使用者的意识，当然垃圾分类也是必不可少的方法。
“美国的超市结账时会让我们消费者选择用纸袋还是塑料袋，虽然纸袋的售价高于塑料袋，但很多消费者仍然会选择纸袋，这就是个人环保的意识不一样。”李芳林说，她在美国工作学习过一段时间，很多人去超市购物都带着布袋，体现了个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李芳林说，终身可替换塑料袋的做法值得肯定，但仅凭商家或塑料袋厂家建立塑料袋的回收体系和循环经济难度不小，她认为有关部门不如在垃圾分类上下工夫，“细化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物品，能大幅度的提升回收率。”
对于小商小贩使用不可回收的塑料袋，李芳林认为下令一限了之并不现实，“小商贩利润低，让他们提供价格较高的环保袋不可能，如果花钱的人可以自带可重复使用的环保袋，我想效果会更好。”
“这种免费的手撕袋用起来很快，每天都要用上好几卷，一卷都有好几百个袋子。”市中区振兴路一大型超市的工作人员说。超市蔬果销售区，许多前来选购水果、蔬菜的市民，通常是每选购一种水果、蔬菜，就要用一个手撕袋。记者走访发现，“限塑令”从2008年开始实施9个年头后，部分大超市和商场，基本能依照国家规定有偿提供塑料袋，但农贸市场依然我行我“塑”，市民凡买必有袋，而且不要钱，“限塑令”形同虚设。不少市民表示，“限塑令”成了“卖塑令”。
据了解，“限塑令”执行以来，几家大型超市均执行了塑料袋有偿使用。振兴路一家大型超市内，一名收银员介绍，超市提供的购物袋分大小两种，售价分别为3角和2角。前来购物的市民中，上了年纪的大多会自带袋子，年轻人自带袋子的就不多了。几位没有自带购物袋的市民表示，来超市常常忘记自带袋子，花几角钱购买个塑料袋也不贵，还省事。刚开始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时，他们有些不适应，后来为了购物方便也就习惯了。
17日下午6时许，记者走访发现，不仅是集贸市场，药店、餐馆、酒店等处提供塑料袋的都不在少数。市中区龙头市场内，几乎每位买菜的市民手上，都拎着各种塑料袋。许多摊贩在市民买完菜后，就随手扯下几个塑料袋把菜装好，一些破损的塑料袋也随手就扔。多数摊贩都提供两种塑料袋，一种是彩色塑料袋，一种是白色塑料袋，但厚度都远不如超市提供的塑料袋，一些塑料袋甚至一搓即破，还带有刺鼻气味。
采访的几位市民中，三分之二的市民都表示在菜篮子和塑料袋之间，他们还是倾向于塑料袋。部分市民也表示，虽然知道塑料袋属于“白色污染”，对环境影响也非常严重，但有时也真是没办法，毕竟塑料袋用起来很方便，而且不管购买什么拿个塑料袋装已经成了习惯。
对此，市中区龙头路一律师事务所的姜律师认为，近年来，特别难找到与“限塑令”有关的案例，因生产、销售、使用规定规格以外的塑料购物袋而受重罚的案例更是寥寥无几。当违规无需付出成本时，制度自然形同虚设。归根到底，还是要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使少用或不用塑料袋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
